很久之前，在网上听一个人的经验分享，讲自己在香港乘坐地铁的几个经历，结论都是香港比大陆好很多。其中一个例子是地铁换乘更方便更人性化，从一条地铁换乘到另外一条地铁，直接下车走到对面即可，不像大陆的地铁，每次都要爬上爬下才能换乘到另外一条地铁线。
说实话，当时我被“说服了”，乍听起来，说得很有道理，正好符合我们的预期判断“香港就是比大陆好啊”。
但是后来有一次坐地铁，无意中又想起这个事判断，心里大惊，“糟糕，事情明显不是对方所说的那么简单，如果我下1号线换乘2号线时直接去对面换乘，那我去2号线的反方向时，无论如何都是要爬上爬下的啊。”
人真是很容易被说服，尤其是观点符合我们的预期判断和潜在感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下意识、不自觉和惯性地认同，这是一种典型的惯性思维。
假如我们讨厌一个人，听到别人对他的负面评价，就容易不假思索的肯定，“对，他就是这样的烂人，我提前就知道，现在真是更加确定了。”
如果反过来，假如我们喜欢一个人，听到别人对他的负面评价，我们就下意识地进入抵触模式，而不是进入分析证据真实性，“我才不相信你说的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是个好人”
推而广之，我们对一个人、社群等的喜好厌恶影响了我们接受新的信息和观点。
愤青就是典型表现，负面评价不断的被强化：一个不好的社会事件，就说社会已经无药可救；多了一个贪官，就说政府已经腐败至极；新闻歌功颂德，就说媒体报道都是假的。
愤青是一种绝对化的、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，拒绝理性思维，不断强化已有判断。
最近在读《重生手记》一书，发现这本书的某些文字也是一个反面教材，暂且不谈这本书中的诸多逻辑错误，也不费笔墨介绍作者战胜癌症（但必须要提的一点是，作者战胜癌症的经历，是众多读者不加批判的接受本书的观点的下意识原因），且提一下作者书中数次提及对医疗系统的不信任，对医生群体、护士群体的不满意，遇到的一个好大夫也成为作者批判整体性医德缺失的理由，医院中的护工群体成为了护士群体服务不周的参照物，甚至于因为感激照顾自己的护工而多给中介费用，也以自己的倾向性判断来可怜护工的弱势地位，诸如此类对社会等问题的负面看法，让我对这本书的评价很低。
2016年11月27日